深度解析周杰伦歌词《青花瓷》论述青花瓷的起源。

发布时间：2024-04-03 09:01:11　浏览次数：

　　尊龙凯时 AG元青花的创烧是中国制瓷业发展史上浓墨重 彩的一笔，其影响至明清乃至现代。元青花烧制 时间短，文献记载和传世品稀少，但因其在中国制瓷业的生产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一直受到古 陶瓷研究学者的关注。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 元青花烧造地点陆续被发现，考古调查、发掘工 作逐步开展，围绕考古发掘资料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一些研究成果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 此外， 国内外考古遗迹(水下沉船) 中出土的元 青花瓷器极大地促进了元青花的研究。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 元青花的研究从最初的瓷器鉴定和 鉴赏逐渐向产品性质和管理体制、制瓷技术的发 展革新和交流、产品销售与流通等更广泛和深入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一批考古发 掘新材料的面世以及中外合作研究与交流， 为元青 花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鉴于此，本文从国内外元青花重要发现、最新研究进展两个方面 回顾近十年来元青花的研究历程。201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在西沙群岛石屿礁附近发现一处元代沉船遗迹，出水了青花碗、杯、梅瓶、玉壶春瓶、军持等残片， 共计133件，这是中国水下考古首次发现元青花瓷器[1] 。201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菏泽市文物处联合考古队在菏泽市国贸中心建筑工地发现沉船遗迹，出土了3件元青花瓷器[2]。2011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曲江发掘了2座元代墓葬，其中，M6出土了一件完整的青花瓷匜。此墓出土有墓志，墓葬年代明确，该件青花瓷匜可作为元青花标准器[3]。2012年—2015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落马桥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元代地层出土了丰富的元青花瓷器 (片)标本，其中一件“至正十年”铭青花擂钵尤为珍贵[4]。2012年—2013年，镇江博物馆与南京市博物馆联合考古队在镇江京口闸遗址发掘出土了2件元代青花海水龙纹、云龙纹鼎式香炉[5]。2012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太子岗遗址发掘出土了1件玉壶春瓶残件[6]。2012年，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保定市文物管理所、满城县文物 管理所对张弘略墓及其夫人墓进行了勘测，在M2中出土1件青花盘[7]。2012年，蔡路武介绍了在崇阳县博物馆新发现的1件元青花玉壶春瓶[8]。2016年，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太仓博物馆对太仓市樊村泾元代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采集及出土十余片元青花残片[9]。2018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基本建设发掘元墓一座，出土元青 花粉盒盖1件[10]。

　　2. 国外元青花考古发现和资料披露最近的一次新发现，当属2021年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ISEAS)在新加坡海域发现的一艘元代沉船，出水有碗、劝盘、高足杯、长颈瓶等纹饰和器型特殊的大量元青花产品(资料参见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官网)。此外，2011年、2012年，北京大学工作组两次到肯尼亚东海岸马林迪市西南的格迪古城遗址，整理了元代后期至明代初期景德镇青花瓷器23(件)片[11]。2012年，幽蓝神采：上海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与会国外学者披露了一批元青花材料。卡斯韦尔[12]介绍了近年来从德里、大马士革、阿勒颇城堡以及斯里兰卡曼泰等处遗址新出土的元青花器物及瓷片。康蕊君[13]披露了也门海域出水的数十件元青花残片情况。西田宏子[14]介绍了九州岛东北部的大友县府内城遗迹出土的一批元青花标本。弓场纪知[15]概述了1998年—2001年间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的情况。霍洁淑[16]对大英博物馆藏品与大维德基金会所藏1320年—1360年的35件元代青花瓷和5件釉里红的收藏历史和出处进行了追溯。2017年，印度考古局在德里红堡举办了旧皇宫(Firozshah Kotla)发现元青花瓷器的重磅展览“ Hoard of Chinese Porcelain (A rare discovery from Firozshah Kotla)”，公布了大量精美的元青花产品，尤以带有皇室铭刻的大盘最为珍贵，为探讨元青花在印度皇室的使用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资料参见美国印度学研究所官网)。从以上发现来看，元青花的出土地点除了窑址生产地，还以港口城市遗址、交通路线、海外消费地等外销相关遗址为中心，揭示了元青花作为主流外销产品的一个重要特征。新的研究需要依靠新的考古资料进行支撑，新的资料需要根据陶瓷考古从生产地、运输地、消费地，连点成线的研究思路去搜寻。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如越 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伊朗等国尚有更多资料有待发现。3. 元青花研究的重要进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将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的一对至正十一年(1351年)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作为“至正型”标准器，随后对托普卡比宫博物馆和阿德比尔陵寺所藏中国瓷器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出版了两本著作(《十四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宫博物馆所藏一组中国瓷器》《阿德比尔陵寺所藏中国瓷器》)，由此掀起元青花研究的热潮。截至21世纪前十年，元青花研究取得了很多新进展，出现了一些新观点。例如：确定了景德镇生产元青花的窑址主要集中在湖田和老城区；明确了窑址的基本分布[17-18]；整理和发表了一批元青花出土资料。例如：李广宁对安徽省出土的23件元青花进行了综合研究；李一平对景德镇元代窑址进行了分区域归纳；刘 金成对江西高安窖藏出土元青花进行了分析；朱戢、李仲谋、霍华等分别对扬州古城遗址、内蒙古黑水城遗址以及明代墓葬出土的元代青花加以梳理；权奎山分析了国内发现元青花完整器的分布情况，元青花制作工艺研究促进了元青花鉴定 体系更加完善[19] ，对元青花瓷的胎、釉化学组成 分别进行多元统计分析[20-21] 。通过科技测定证实 了“延祐六年”塔式罐色料中氧化钴含量为零， 氧化铁含量丰富， 因此是铁料，纠正了过去关于 “延祐型”元青花瓷器的提法[22]。更多学者认为， 典型元青花的烧造年代为元代晚期， 兴盛于元末 明初[23]。“太禧盘”为文宗时的祭祀用器， 而公认 制于 1328 年的“天顺盘”是一件伪器， “莲池鸳 鸯”花纹来源于元代的刺绣图案“满池娇” [24] 。 随着国内外出土元青花资料的不断丰富和考古学 研究的日益深入， 对元青花的研究逐渐向纵深发 展。总体来看，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元青花的起源 与兴起、生产管理制度、制瓷工艺及方法、装饰 艺术特征及内涵等。本文仅选取近十年来有关元 青花的部分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的方面加以梳理和总结。

　　4.创烧时间和起源动因元青花创烧于何时，一直是元青花研究的焦 点和难点。近年来，研究者围绕相关纪年材料与 考古出土材料相继提出了一些观点。林梅村[25]认 为张弘略墓青花折腹盘的出土证实了元青花的产 生不晚于元成宗元贞元年。又据藏文史料《汉藏 史集》记载认为， 元青花创烧年代应在 13 世纪末。 杭侃[26]与林梅村看法相似，都认为元青花在元初 就已烧造。陆明华[27]结合现有元青花考古材料认 为， 元青花最晚应始烧于元统以前， 时间范围在 至治到至顺之间。江建新[28]根据纪年瓷以及湖田 窑地层关系认为， 元青花当烧造于元代中后期， 即元代至治三年( 1323 )到至元二年( 1336)之 间。张浦生等 [29]根据出土资料认为， 元青花产生 于元代中晚期的 1330 年左右。黄云鹏等[30]从工艺 角度入手，以元中期生产的褐彩、釉里红瓷，过 渡到青花产生时必须解决三大工艺难题为基本论 据， 进而认为元青花瓷产生的时间约在元文宗天 历元年( 1328) 到元顺帝元统二年( 1334 )，成熟 于后至元五 年( 1339 ) 前后，繁荣 于至正元 年 ( 1341 ) 到至正十二年( 1352 )。上述关于元青花创烧时间的观点可分为两 种： 一种是 13 世纪末或元初， 以杭侃、林梅村为 代表； 另一种是元代晚期，以江建新、陆明华、 张浦生、黄云鹏为代表。近年来，关于元青花创 烧时间虽仍存在争议，但随着考古材料增多以及 科技分析手段深度运用， 大多数学者总体上越来 越倾向于元代晚期。依据现有考古材料， 并结合景德镇制瓷技术流变情况以及元代晚期经济社会 状况，我们也认为元代晚期说法比较合理。元青花创烧时间问题的最终解决，应当综合现有文献及实物资料，审慎分析纪年材料，当然还有赖于新材料，尤其是考古新材料的出现。在现有缺乏决定性材料的基础上，进行考古学层面的分期和文化因素分析研究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主流观点认为元青花是文化、蒙元文化、汉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但研究者对元青花起源的动因却有不同的看法。黄薇等[31]认为元青花起源于釉下蓝彩陶器，并得到了波斯陶工的技术传授和示范。俞芳洁[32]运用图像学对伊、土所藏元青花与中国出土元青花的器型与纹饰进行比较，初步确定元青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融合了文化而形成的独具时代风貌的中国瓷器。范勇[33]认为元青花兴起的主要原因是对外贸易经济的促进，其次是元帝国嗜酒风习的兴盛导致酒具的发达。赵琳[34]在考察了钴蓝料在西亚的使用后认为，是市场需求和文化的影响，加上宋代的技术储备以及本土优质的制瓷原料，促使元青花发展起来。施静菲[35]认为元代中后期官府对景德镇瓷业管理的松弛以及自由 市场的发展，促使陶工进行各种实验，创烧了元青花在内的很多新品种。杭侃[36]认为元青花产生的动因是西北地区宗王的化，元青花在元朝并未广泛传播。其使用者主要是及与之相友善的人群，青花瓷在民间的普及是元朝以后。

　　从上述几种代表性观点来看，研究者所关注 的视角和重点不同，很大程度上导致结论零散化。黄薇、黄清华主张外来起源说；其他研究者的关注点涉及经济贸易、制瓷原料、宗教政策以及瓷业技术发展带来的内生动力等方面，其中，杭侃综合目前所见考古材料提出的“西北地区宗王的化”是元青花起源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我们认为元青花在景德镇产生的动因应该是复杂和多元的，其中既有宋代以来制瓷技术的长期积累和交流融合，又有元朝建立后对外贸易、宗教等方面实行开放和包容政策的推动。5. 生产管理制度元代是否存在专烧宫廷用瓷的官窑？浮梁磁局是不是元官窑？这两个涉及元青花生产管理制度的关键问题一直困扰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建新 [37]认为浮梁磁局的设置可能与元廷需要质纯的祭器有关，官府选择优秀民窑作为磁局的定点窑场，“有命”则造，元青花应当是浮梁磁局的产物。对于浮梁磁局借助民窑场所进行皇家用瓷生产，林梅村[38]亦持类似观点。陈克伦[39]认为浮梁瓷局应该是当时管辖一方手工业生产的机构，或兼有为朝廷、官府定烧贡瓷等官用瓷器和其他手工业品及课税的功能。陈洁[40]从浮梁磁局的上级与平行机构入手，透过对《郭公敏行录》等文献的挖掘，结合元代系官局院与匠役、职官、税收制度，初步判定浮梁磁局是专职掌烧宫廷用 瓷的机构。其存续时间更可能讫于元末战乱，作为官办局院，并不兼管课税。从上述近年来的研究来看，多数学者更倾向于“浮梁磁局”是一个管理机构，它的设立更多承担的是管理、协调定点窑厂生产官需瓷器的职责。

　　6. 销售通路和文化影响元青花借由元帝国发达的对外贸易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作为一种全球性商品，其本身具有的文化承载力已由国内传达于世界，影响深远。近十年来，围绕相关元青花资料的研究逐渐深入。孟原召[41]指出石屿二号沉船遗址出水的元青花均为景德镇窑烧造。余佩瑾[42]对目前出土于内蒙古的元青花瓷器进行梳理比较之后发现，元青花在 数量上似不弱于南方省份。其中，以高足杯最常见，其杯身存在三型五式的变化。黄珊[43]认为元青花大多数用于权贵阶层消费和满足海外市场需求， 在国内主要通过水路运输到当时的蒙元统治中心，并扩散到内蒙古、辽西、甘肃、新疆等地，外销主要依靠海路输入到西亚、北非一带。龙霄飞[44]认为，元大都遗址范围内出土的元青花主要是日用器，通过出土有明确纪年物证的遗址推断，这些元青花烧造时间应该在延祐五年(1318)到至正十二年( 1352) 之间。魏旭[45]等从考古地层学及类型学的角度认为，太子岗遗址出土的青花龙纹玉壶春瓶是元末景德镇落马桥窑址烧造。戴柔星[46]梳理了阿德比尔寺的建立与中国瓷器的入藏概况和藏品现状。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 物馆藏元青花缠枝莲花杂宝纹器的器型独特，施泳峰[47]认为其是元政府在景德镇定烧后赏赐给钦察汗的御用物， 乃掷骰器。而徐汝聪[48]认为其应该是舍利罐，更确切地说，是一件相关僧侣团体的合葬“舍利塔”。张荣蓉等[49]对琉球出土中国陶瓷的考古与发现情况进行了全面总结和评述，涉及出土陶瓷的分类与分期研究、产地研究 以及销售通道等。黄清华等[50]认为，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瓶是一对专门订制的庙宇供器。其最初供奉地是距景德镇约68公里的婺源县灵顺庙，供奉对象是五显神之从神“胡靖一”。其供奉者张文进来自玉山县荆塘社，承造地点很可能是在今景德镇市。

　　7. 制作工艺和窑业技术交流江建新[51]指出，元至明初景德镇制瓷技术有了空前进步，不仅吸收了国内许多著名窑场的烧制技术，还汲取了中东、韩国等地区的优秀制瓷技艺，同时又将产品与技术扩散到欧亚大陆，标志着景德镇早期全球化的开始。江建新[52]将落马桥窑址2012年—2015年发掘出土的元青花分为“菲律宾型”和“伊朗型”。他认为，优质“御土” 的使用为元青花瓷器的成功烧造提供了工艺条件。陈殿[53-54] 以元明墓葬出土元青花瓷器为中心，指出元青花绘饰中斑点的形成与青花的笔法息息相关。他还总结了唐以来青花绘制技法分期与演变规律。杨李军[55-56]认为晕散是元青花的重要工艺特征，又是一种工艺缺陷。元瓷画师采取工笔线描、小笔洗染、小写意处理画面细节，以兼工带写的方式，从绘画技法上有效地调和了青花工艺缺陷与美学追求之间的矛盾。此外，还有根据出土元青花的个案工艺研究[57]、元青花釉下彩绘技术起源探讨[58]、青花料的主要来源与运输研究等[59]。张东[60]指出模制及模制粘接技术成为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普遍采用的生产工艺。承焕生[61]用无损外束质子激发X荧光技术(PIXE)测定景德镇元代烧造的青花瓷的胎、透明釉和青花釉的化学组分。温睿[62]梳理了苏麻离青及相关进口青料的古代文献，对苏麻离青出现的时代以及其与其他几种进口青料名称的关系进行了辨析。结合科技分析的结果认为，苏麻离青是来自伊朗卡善地区的进口青料。田旺等[63]使用拉曼光谱和配备有能量色散谱仪(SEM-EDS)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元青花瓷器的饰面进行分析，首次观察到组成接近钴铁氧体的尖晶石晶体是青花瓷蓝色装饰暗斑的主要成分。朱铁权等[64]利用激光烧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LA-ICP-MS)成功地测定了不同类型青花的主量和微量元素， 证实了钴材料非中国本土生产，不同样品蓝色装饰外观的差异与矿石性质、钴材料的不同处理工艺和窑内烧成工艺有关。姜晓晨阳等[65]在对比元、清两代青花瓷的显微结构特征后发现，进口和国产钴颜料的混合使用是出于美观 的考虑。元青花窑业技术对云南青花、越南等东南亚青花瓷的影响深远，不少研究者作了相关的对比研究[66-68]。制瓷工艺的革新促使了元青花在景德镇出现，窑业技术的交流和传播又使元青花的影响力广泛传播。从近十年的研究成果来看，科技研究手段的不断创新促进了元青花断代、钴料来源、青花发色等问题的解决，从而使该领域研究呈现出更加细化、方法更加新颖、多学科结合研究更加紧密的特征。云南建水、越南青花资料更新丰富了窑 业技术的深入研究。此外，陶瓷考古建立的科学分期是研究元青花的技术及明晰文化影响直接性和间接性的重要基础。AG尊龙凯时 官方网站